奶奶卧床不起，母亲寸步不离伺候10年，两个姑姑做法深深感动了我

【前言】

清晨五点的厨房传来瓷勺碰撞药罐的清脆声，母亲正在熬煮今日第三遍中药。药香裹着晨雾爬上老式挂钟，时针恰好指向她十年如一日的作息刻度。隔壁房间传出奶奶含糊的呓语，这位九旬老人因中风卧床的第十个年头，褶皱的棉被里依然包裹着生命的温度。而在三百公里外的省城，两位姑姑刚刚结束视频通话，手机屏幕还停留在转账记录的界面——这个普通家庭的特殊故事，正在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着"孝"字在当代社会的重量。

母亲布满茧子的手掌抚过奶奶花白鬓角时，总会浮现十年前那个暴雨夜。急诊室炽白的灯光下，医生宣布老人可能终生瘫痪的瞬间，父亲蹲在走廊捂脸哽咽的模样至今清晰。彼时刚退休的母亲默默退掉旅行团的机票，把书房改成护理室。十年间，她整理出二十七本护理日记，每页都标注着血压数值和用药时间，泛黄的纸页间还夹着奶奶偶尔清醒时摘的桂花。”

两位姑姑的付出则如春风化雨。大姑经营着服装厂，每月雷打不动汇来八千元护理费，汇款单备注栏永远写着"给咱妈买鲜虾"。二姑是中学教师，每逢寒暑假就带着理疗仪住进老宅，最新款的防褥疮气垫床是她跑遍医疗器械展淘来的。今年春节家庭群里流传的账单让全家泪目——十年间姑姑们累计汇款96万元，相当于她们三分之二的收入。更难得的是她们从不在嫂子面前提钱，二姑常说："能用钱解决的事最简单，嫂子付出的可是命。"

这种家庭协作模式暗合了北京大学家庭研究院的最新发现。2023年《中国家庭养老白皮书》显示，在多子女家庭中，经济支持与生活照护分离的"分工赡养"模式，能使老人存活期平均延长3.2年。

但像这样姐妹默契配合、嫂嫂无怨付出的案例，在421倒金字塔家庭结构盛行的今天愈发珍贵。社会学者李雯在《银发中国》中指出："当‘久病床前无孝子’成为网络热梗，这个家庭用行动证明，亲情可以拆解成具体的数字——十年、三千多次翻身、五百余次急诊陪护。"

衣柜深处那件褪色的确良衬衫，藏着这个家庭最柔软的坚持。那是母亲十年前的工作服，如今袖口磨出的毛边记录着每个深夜起身查看老人的次数。姑姑们偷偷购置的智能护理床始终闲置，因为老人只认儿媳那双手的力度。

这种看似"固执"的坚守，在复旦大学附属医院护理部主任看来恰是优质照护的核心："仪器能监测血氧浓度，但察觉不到老人眼皮颤动时想喝水的渴望。亲人的直觉是任何科技无法替代的温度传感器。"

晨光再次漫过窗台时，药罐里的当归黄芪正在翻滚。母亲往粥里拌入蛋白粉的动作，与姑姑们查询养老政策的侧影在时空里重叠。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女人，和两位血脉相连的女儿，共同织就的安全网让卧床老人创下医学奇迹——十年零褥疮、七年未住院。

街道办颁发的"孝亲之家"奖牌在电视柜上泛着微光，而更闪亮的是家族群里的对话记录：大姑刚发来杭州某三甲医院神经康复科专家的会诊邀约，二姑正在研究北京刚出台的失能老人护理险政策。或许正如奶奶偶尔清醒时念叨的那句方言："屋檐水点点滴，孝心自有后来人。"这份流淌在柴米油盐里的孝道传承，正在为老龄化社会的难题书写温暖的注脚。

从发烧唱片流水线到精品路线——成都时代飞扬录音室· 杨波

原创 赖英智 新音响New Audiophile 2025年01月08日

成都时代飞扬录音室

杨波

为什么是成都?都说成都大大小小的录音棚加起来超过数百家，是成都人特别喜欢音乐吗?是成都的乐队与歌手特别多吗?他们究竟如何生存下来的?找个机会拜访了成都时代飞扬录音室的负责人杨波，听他聊聊发烧唱片背后的那些事。

是的，成都拥有全中国密度最高，数量最多的录音棚，随便在淘宝、携程上面一搜，就能发现“来成都录一首歌吧”已经变成文旅产业的一部分。而背后，成都还有着更厉害的杀招。我们都知道作为影视产业的新业态，微短剧延续了过去几年爆发式增长的势头，频频占据话题热搜榜。庞大的市场需求催生了大量机遇，许多城市纷纷“起笔”，都想搭上这趟流量快车，但似乎成都抢滩微短剧发展先机最成功。

RECORD

OPPORTUNITY

# 发展先机

STUDIO…

面积不算宽敞的录音棚，各种麦克风齐备，Manley金话筒之类的产品有较鲜明个性，杨波并不喜欢用

举成都市郫都区团结街道的成都影视城为例，这里的微短剧专属片场林立，剧组可以“拎包开工”，总计“1+16”摄影棚群落、亚洲最大单体摄影棚“视界一号”、52个演播厅、208个录音棚、2000多台高清和超高清摄像设备、4000多套后期制作设备……，这些条件都是成都城抢占新赛道的定音之锤。另一方面，成都拥有超高清科技创新中心、华为智算中心、国家级超高清创新应用产业基地、虚拟现实视听技术创新与应用国家广电总局实验室等众多单位，可为精品微短剧的数据储存、传输、渲染、制作等提供技术支撑和算力服务，同时电子科技大学、四川传媒学院等大中专院校，常年培养“艺术+技术”专业人才，涵盖产业链摄录演、采编播、服化道、音美造等各环节，也为音乐与视频创作生产提供强有力的支持。

录音控制室

进一步缩小范围聚焦到录音行业。超过20年资历的成都时代飞扬录音室的负责人杨波说，这行一方面是看设备，更重要的还是看技术和业内的口碑。成都许多录音棚的主要业务，是一些靠唱歌而拥有大量粉丝的网红，他们的声音都要经过后期处理，直播中一般无法修音准、节奏，但是可以对音色进行一些美化处理，视频录播的完全可以先在录音棚录制好，然后再对口型录制画面。录音的后期会对音准节奏进行修正，再对音色进行一系列的调制美化，甚至和伴奏之间的融合。当然并非人人都可以通过后期处理成为网红歌手，本身还是需要一定的功底，否则只靠录音师并不现实。

现在网络歌曲录制最低只需几十元，美团上的不少成都实体录音棚都提供提供单人单曲录制，售价从88元到300元不等。淘宝上搜索“修音”发现也有不少网店，一家月销量高达几万笔的网店，提供包括作曲作词、编曲录制、后期混音、歌曲定制等等业务，其中音频处理价格从10元到200元不等；网络发行级混音后期编曲价格1800元/首、出版级8000元/首；全民K歌、唱吧等歌曲录制30元-200元/首……

录音室使用的专业设备很少考虑避震、线材，一切以稳定、耐用、安全为优先考量，麦克风的讯号经由Apogee的Rosetta 200 进行A/D转换

杨波说，因为成都距离四川的白马藏族区域不远，所以金牛区抚琴西北街成了藏族美食一条街，想吃正宗的牦牛肉和酥油茶可以来这里；武侯祠横街更被称为藏族的后花园，西藏自治区办事处就在这里，想深入认识藏族文化来这里就没错。藏族民歌浩如烟海，丰富多彩，东西南北各不相同，独具特色。包括山歌、拉萨民歌、林艺工布民歌(箭歌)、各种酒歌、情歌、婚礼歌…等等，受限于语言隔阂，普通人认识并不多。我也只能说藏族同胞的歌唱活跃热情，朴实流畅，有强烈的民族风格，一把吉他，一面手鼓，几个人就可以嗨上半天。

没想到，藏族的歌手、乐队、创作人居然是滋养成都录音棚的重要来源。杨波说，他们的歌唱不需要修饰，也没有复杂伴奏，半天就能完成一张专辑，对录音棚来说赚钱很容易。由于藏族更喜欢带视频的载体，所以DVD光盘仍然流行，加上特殊地理环境与交通不便，通常都是小面包车走街串巷的销售，这些唱片我们几乎没有机会接触。

上面这部Avalon AD2044立体声压缩器在全球主要录音室中常见，主要用来进行声乐压缩

时代飞扬录音室的负责人杨波已经许久不做这种生意了，他现在是成都音乐制作领域首屈一指的大咖，不仅录音，还包办制作、编曲、后期等工作。由于多次担任成都电视台春节晚会的策划人，现在不少政府单位需要音乐服务也都找上门，各种活动应接不暇，收费自然水涨船高。出生于四川泸州，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的杨波，算是科班出身，还在学校时就开始协助销售录音设备赚取零花钱，毕业后曾在一家香港公司负责录音器材。因着这些经验，杨波很早就建立自己的录音棚，并搭上最早的翻唱歌曲发烧唱片列车。刘亮鹭、赵鹏、刘罡、八只眼演唱组、陈洁丽、王闻、陈果、伽菲珈、古璇……早期的发烧唱片歌手。不同于李健、崔健、那英、张靓颖、谭维维……人声流行音乐，发烧音乐更讲究录音效果，在高级音响上播放有更突出的效果。

使用包括真力Genelec在内的二个监听音箱，下面的Lexicon数字效果器杨波多年前就开始使用，他认为比软件处理得好太多

其实中国最早的发烧录音当属何训田与朱哲琴合作的《阿姐鼓》，然后是黄荟的《苏武牧羊》、马久越的《聆听中国》，时间在1990年代。接着是香港的雨果唱片易有伍录制的中国民乐，还有Leo冯伟国录制的《绛州大鼓》等唱片。中国第一个所谓的“发烧唱片榜”在2005年出现，当时榜上有名的唱片公司有雨果、星文、瑞鸣、风林、ABC、普罗艺术、雨林、天乐等。不论何训田、黄荟或马久越的制作，都称得上“前所未见，少有来者”，马久越说他卖掉北京的一套房子才完成唱片制作，把房子放到今天那已经是天价了。

而发烧唱片以翻唱歌曲为主，制作成本相对要低，那时很多唱片就在成都的时代飞扬录音室完成。杨波和他的团队从编曲、录音到后期几天就能完成一张唱片，堪比流水线制作。杨波并不否认那段时间的粗制滥造，但市场需求火热，促使他们习惯了以快速方法复制，结果很多唱片听起来大同小异，缺少独立风格与灵魂。

杨波进行最后混音的控制室

随着事业发展，杨波除了具有时代飞扬娱乐制作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、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身分，多次获行业领域“最受欢迎录音师”称号，目前还身兼唱片制作人、音乐策划人、词曲创作人等多种身分。他独创的“数字音频净化处理技术”在行业内广泛使用，同时也经常担任四川地区省级各种赛事专业评委，以及各种大型活动的音乐总监等工作，代表作品有《好想你在我身边》、《四季情歌》等。与杨波合作过的歌手名单，包括才旦卓玛、德德玛、龙飘飘、黄绮珊、谭维维、甘萍、龚玥、江智民、冯乔、雷婷、孙露、陈瑞、谭艳、侃侃、马吟吟、徐海星、刘芳、张玮伽、童丽、赵鹏、云飞、格格、小骆驼、降央卓玛、呼斯楞、旦增尼玛、白玛多吉……展开来就是一页完整的中国发烧唱片的成长历程。

这么小的音箱能表现出极低频吗?杨波示范如何用眼睛透过“频谱+经验”来调整发烧友喜欢的极低频

虽然现在仍承接发烧唱片的工作，但唱片公司逐渐对杨波的收费感到吃不消，杨波表示这也是无奈之举，因为花的时间越多，成本自然降不下来。杨波解释这个行业并不好赚钱，整个过程很复杂繁琐，从作词、作曲、再到编曲配器、录音、混音、母带处理，有时一首好歌制作周期长达半个月以上。歌曲的音调、咬字，都需要一点点地去修正调整，而编曲更麻烦，每个乐器，每个音符都要反复思考、编配制作，如果要加入新创意难度就更大。

歌手常常需要修改演唱，或者出资方对成果不满意，可能得连编曲混音都得推倒重来，一张唱片耗时半年都是常事。而且做音乐不是火锅，天天都有人会来吃，很有可能十天半月没一单。杨波说他的做法与广州地区一些录音棚不同，首先会进行一个简单编曲，然后让歌手录音，接着再按歌手的声音特质进行二次编曲，完成后才能进行最后的混音，这也是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。

即便整体成本上升，甚至演奏的乐手收费也不便宜，但成都仍是很适合制作音乐的地方。的确从1990年代开始，成都原创乐队从科班音乐人中开始发展，三十多年间，这个城市凝聚了无数热情的音乐人。如果不是成都这座城市，不是成都温和又包容闲适的性格，这些音乐可能都会消失在音乐人的笔记本上或录音机里，不可能被更多听众听见。今天成都的音乐产业开足了马力，从原来的的自然生长，变成了开足马力前行，甚至街头中老年人的自娱自乐乐队都是吉他贝斯鼓，而不像其他城市的口琴、手风琴、二胡。杨波说他在北京待过几年，感觉上那象是一个斗兽场，也许我们见过最终战胜野兽，桂冠加身的勇士，可背后却有看不见的千百个被野兽撕碎的壮汉。但成都永远不会这样对你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拿起吉他，成都都以一种慈母的态度对待她治下的音乐人。

这里是杨波建立的第四个录音棚，所以在器材搭配，空间处理上都相当不错

说到成都音乐，小酒馆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大部头，这里是音乐人抱团的地方。多数的乐手要不是文工团、演艺圈子弟，就是四川音乐学院科班出身，他们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与潮流信息。1988年，四川音乐学院的几位学生组成“黑马乐队”，几年后年轻的他们北漂改名为“指南针”，成为中国摇滚乐早期重要的一支乐队。1990年2月组建的21乐队可以说是成都第一批乐队的代表，乐队成立一周年之际，他们在成都工人体育馆举办专场，上了当时很多家报纸的报道。这些老玩家成为下一辈很多新手的老师，而传承仍在继续，所以成都的音乐制作更自由不拘，与广东的保守谨慎、北京的官样大气截然不同。身为成都音乐制作领军人物的杨波，对这些年的变化点滴在心头，他热爱音乐，希望用梦想家的姿态改变发烧友的审美，可能会搭上一些时间，会少挣一些钱，会丢掉一些机会，但是值得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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